过了五年再次坐回到教室，而且是“鸟语”教室，真的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我九八年到美国拿的是F2签证，也就是俺是作为YX的家属来探亲的。出国之前已经参加了新东方的魔鬼训练，考了TOFEL和GRE，成绩在新东方的学生里只算一般，也没有联系学校，就想着人先过去，见了面有感性认识，申请起来更容易一些。在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的那一天，我们在空中擦身而过。先到了Ohio的Cleveland，把YX与人合租的厨房整理了一下，去五大湖边喂了喂海鸥，又处理了他在那里的日用品，然后就开车一路西行到Indiana。
到普渡（Purdue）的第一天我就差点丢了我们所有的钱。在一个麦当劳吃饭，吃完饭就起身离开，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意识到包不见了。抱着万一的态度，回到麦当劳去找，谢天谢地，有人把它交给了麦当劳的员工，在叙述了包里都有什么后，拿了回来。后来也养成了千金难买回头一望的习惯，出去吃饭离开前总要检查一遍，别忘了拿东西。我觉得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比较高，一般不贪别人的东西，而且大部分人都很热心，我们有一次在银行门口尼桑车发动不起来，当时还下过小雨，地上湿漉漉的，一个人就那样躺到地上钻到车底帮我们检查问题，后来没诊断出来毛病，反过来还跟我们道歉。有一次我直行，被突然要横穿马路的一辆车从侧面撞上，后面马上有三辆车停下提供自己的信息要当目击证人。这些在现在的中国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普渡之后，先找到住处，是一个离校几个mile的一对老夫妇的地下室（basement）。他们也是租住，是一座两层结构的建筑，他们夫妇住二楼，一楼从正面看是在地下，从后院看是在地上，光线还可以，地方也宽敞，跟想象中的地下室很是不同。老头很爱种花，特别钟爱Lily，花园里种着各色lily。我有时候帮他种种花，浇浇水。在他的花园里，我开始喜欢上颜色不鲜艳的花，看起来很有沧桑感。
到普渡没几天就是美国国庆节。那天晚上，老夫妇带我们俩和他们的一帮朋友一起去看烟火，开始前大家闲聊天，我那时听力还很不好，不知人家说了什么，我听成了有一对刚结婚，就向人家恭喜一番，看大家面面相觑，我就明白自己肯定闹乌龙了。
房东老头很喜欢钓鱼，门前就有个池塘，他教我们怎么用假鱼饵，怎么甩杆，怎么拉线，真的是窍门多多。有一次老人家从池塘里钓上来很相似的两条鱼，YX就说：是不是刚才那条鱼？气的老先生吹胡子瞪眼睛，我赶紧补充，要是真是那条鱼，那这技术也太高了，池塘这么大，哪容易钓上同一条来？！老先生才感觉好些。他纯粹是喜欢钓鱼，钓上来，去了鱼钩，再扔回池塘里。我们眼馋的不行，可那是属于邻居的私人财产，不能随便拿的。不过从老先生那里学的钓鱼技术在后面的暑假里发挥了作用，我们去不远处的大坝钓鱼，钓上来过很多，其中大部分是鲶鱼，回去后跟同学们一起或红烧，或清蒸，再炒上两个小菜，美美地享受过。
住的地方离学校还是有点远，普渡冬天经常下雪，我们只有一辆旧车，雪地里开旧车很危险，而且停在外面容易被雪埋起来，还容易发动不起来，交通会很不便，错过上课就得不偿失。所以虽然夫妇俩尽力挽留，房租也比学校的低，但我们还是在开学后搬到了学校的已婚学生公寓。
在普渡上学的时候，还回去看过两次房东夫妇。刚毕业的几年里，我还常常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我到美国后打交道最多的美国家庭，不论是练口语，还是熟悉美国文化和生活，都使我受益良多。
Indiana是一个农业大州，很保守的一个州，估计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是附近唯一一个不用夏时制的州。 普渡周围全是大片的农田，如果租住在学校的已婚学生公寓的话，还可以租一片地来种，好多中国学生的配偶或父母就经营着一片地，种上各色蔬菜，自家吃不完，到镇上唯一一家中国店里去寄售。所以我们的中国菜很便宜，但像豆腐类的东西要店主周末开车去芝加哥进货，就比别的地方贵很多。Indiana的松鼠一个个都长得肥嘟嘟很可爱，而且也不怕人，有时就看路上一群人围着，显得热火朝天地，其实大家只是在欣赏一只小松鼠吃东西。兔子也很多，可以说是泛滥。路上经常能看见被车撞到的兔子。就让我记起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捉兔子的事情来，半天都不一定能看见一只兔子，在普渡却是如果走在田边，一转眼就能看见一只，还一个个肥硕无比。
我刚到普渡的时候很奇怪，为什么一颗颗树都离大路和人行道很远，夏天连个林荫道都没有，后来暴风雨来过以后就明白了，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比我还粗的树都能被雷劈开，细一点的树更有可能被连根拔起。每一栋楼都有地下室，这种天气很容易有飓风，一旦警报一响，大家都要到地下室躲藏。
开学前几天，YX见了自己的导师，又到学校询问了家属上课的情况，普渡大学允许教工家属每学期最多注册两门研究生课程，学费也收的很便宜，比起一般人要动辄几千的学费，教工家属只要一百多块钱一学分，每门课三个学分，而一般的中国学生都做助教或助研，算是教工。据说后来上课的教工家属太多，普渡只好取消了这项福利，不得不慨叹自己当时很幸运。
普渡像清华一样是一所工科学校，好多美国航天界大牛就是普渡毕业的，普渡的象征是一个火车头，普渡人的另一个称号是蒸汽机制造者（Boiler Maker）。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所以每门课的动手部分都占很大一部分。
我第一个学期注册了计算机算法和编译原理。据说是比较难的两门课，当时就想如果能拿下这两门课，转成正式的研究生就容易多了。教计算机算法是一女教授Susanne Hambrusch，很严格的一位女老师，有一次曾经因为我和YX，还有另外一朋友的作业答案很像，被叫去问话，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的，我自己带了我解那道题的所有草稿纸证明是我自己做的才算过关。
教编译的是一个男老师，好像已经不在普渡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发作业的时候对中国学生的姓名发音很纠结。每次叫我就简称“Q Shao”，他实在不知道q-i-u放在一起怎么念，英文里可都是q和u放在一起的，而不是中间还夹个i， 我听着感觉像“Kill Shao”，很不爽。YX更是被念成Yisuzu，听着就像日本的五十铃，估计老师很纳闷，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另一位姓何的同学，“He”他叫成“hey”，很正常的英文发音，可被我们纠正应该念“her”，他就很不明白，在班上感慨：明明是HE （拼法），也确实是HE (男生)，为什么要说成是HER （女生）？！真的是“不是我不明白，中国人的姓名真奇怪”。他如果碰上一个叫何曼（Man He)的女孩，估计会更纠结。
我学期结束的时候算法考了个第一，编译考了个第五。成绩像清华一样贴出来的，学号加成绩，不显示名字。我觉得转成正式学生应该没问题了，缴了申请表后，就和YX揣着仅剩的800美元和另外三个男同学一起租了一辆车去Florida的Orlando玩了。玩的是真开心，钱也花的所剩无几。五个穷学生为了省钱，租一个房间，轮流打地铺。有一晚同去的男生说梦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好玩，好玩，真好玩。”被我们取笑了好久，我还建议他将来有了女朋友一定要去Florida Orlando玩。我们除了在Orlando 玩了那些主题公园外，还去了Miami的海滩，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找的一个趴车位，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我们一看，还是再接着找吧，因为对方车上下来的Arm Strong先生我们惹不起。不知是不是爱吃肉的关系，白人都很有劲，一个双人床的床垫子，要四个中国男生才能抬进抬出，一个不起眼的白人小伙举在头顶就拿出去了。更别说一眼看上去就是肌肉男的。
回来的路上开始下大雪，鹅毛大雪，无数雪片迎着车头撞过来，真有万箭穿心的紧迫感。亏得是租的新车，大雪纷飞中我们安全回到了普渡，换了电池才把我们自己的车发动起来。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既然玩的那么开心，就得再添点儿堵。一回来就得到消息，俺没能转成正式的研究生。这怎么能行？口袋里没剩几块钱，明天就揭不了锅了。赶紧联系任课老师，Hambrusch教授很热心，跟我回信说等家门口的雪被铲走了，她就去学校给我说情。我备受煎熬地等了几天。还好的是，有了任课老师们的帮忙，我很快就转了正。有老师想让我助教，可惜我的身份还没转，只好拒绝了，有一个中国学生比较会事儿，跟我一样的情况，她跟老师说：我手续正在办，你先hold住我的工资吧，等我身份转了再发给我。我是一直老老实实等拿到F1才开始助教的。第二个学期选学了Professor Jens Palsberg的课，一个非常友善能干的丹麦人，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可人家已经是终身教授了（tenure Professor）。他讲课很高深，把编程语言，编译，算法揉合在一起的一门课，每周都要做一个project出来，进度很快，好多人前面没弄懂，后面就跟不上，能跟上进度的简直凤毛麟角，后来这些学生暑假就被他拉去做他的RA（Research Assistant 助研）。他的课我学的也不错，所以暑假就跟着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给他做助研，研究如何给软件加水印，暑假快结束时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一个中国学生还跟他读了博士。后来他为了未婚妻放弃普渡的终身教授职位就转去加州了。据说当年也是为了另一个未婚妻爱骑马才去的普渡—比较便宜就能买一个大庄园，爱怎么折腾都行。他未婚妻竟然跟他分手了，唉，不忿哪。还好后来这个顺利地结了婚，一个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女孩还按大家的名义给买了个礼物寄过去新婚志喜。
教操作系统的是Professor Park，一个韩国人，说话口音很重，听的我比较吃力。花了好几周时间我才适应了他的口音。比较有印象的是他喜欢说etc，etc（……的意思），每次必重复两遍。
教网络的是Internet界的大拿， Professor Douglas E. Comer，他是很风趣的一个人，经常讲一些Internet发展初期的事情。有一次他用一个生活实例来比喻网络问题，问我们，如果Lafayette(普渡所在的城镇）一条主路需要修，你该怎么办？所有中国学生都支持，堵上路，晚上加班加点修。所有外国学生都说，先旁边修一条临时的路，再堵上大路来修。我们的回答都跟自己国家的国情很符合，可惜Comer先生理解不了中国学生。
他的课在开学之初就声明了，成绩是理论一半，实践一半，得A的最低要求是系统演示时不能crash。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XINU系统上，是Comer先生早起学生和TA一起做成的backbone软件，很多大学的操作系统和网络课都在使用。四人一组，我们从学期一开始就动手搭建操作系统，然后写应用程序。我们小组最后还把他的真实网页在我们的系统中显示出来，他很高兴，我们做展示的同学一激动，想多演示一下，系统就crash了。后来口试有一道题答得也不理想，四个人就全得了个B。
我另一门得B的是Security，软件的Security说白了就是怎么保护数据不被不该看的人看到和软件本身不被人反分析和骇客。设计算法的思路很像解脑筋急转弯题，比如X要Y捎一件东西从A地到B地去给Z，每人一套锁，一个大箱子，怎么能保证Y不会在路上偷看到？当然是在不许砸烂箱子的情况下，具体的锁和钥匙怎么设计又是一套套的数学理论。我学得也津津有味，期中成绩也可以，就是最后临门一脚踢歪了—-期末考试考砸了。考试前一晚觉得没复习完，所以就熬夜复习，考试时有两道大题是要设计加密算法的，我困兮兮，脑袋已经象被加了密的一团麻，更别提还要设计加密解密算法了。
第二年系统学习了一下数据库，是Professor Sunil Prabhakar教的。越发感觉我们在档案馆做的系统简直惨不忍睹。后来又当了一学期的本科生数据库课程的助教，帮老师带实验课和改作业。接触了一下Oracle。在学校的时候，编程都用的是C/C++或Java，OS都是Unix，数据库用Oracle。好像教授们对微软的产品很看不上眼。
感觉在学校里，氛围跟外面很不一样，在学校只要你功课好，研究做的好，就自然有人高看你，结交你，给你机会。不需要太多的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技巧。
当时系里的中国学生很多，除了一起上课的同学外，最有印象的还有一位师兄，见面打招呼必称对方“chicken”，这个词除了“鸡”的意思外，还有“胆小鬼，一事无成”的意思。他天天这个chicken那个chicken，害得我经常忘了他的名字，最后就干脆以“chicken”称之。不知道现在chicken兄哪里高就了。
另一个师兄每天带饭，另带一碗生菜，我问他为什么不炒炒吃？他说生吃就显得吃的蔬菜多。有道理呀，生菜一炒就没了。
在普渡的生活很紧张，每天三点连轴转：宿舍，教室，实验室。经常晚上忙到一两点，甚至两三点。早上七八点就起床。生活很充实，觉得比在清华五年学到的都多，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知道什么知识重要，也知道怎么能学好。
学生生活也很简单，每周到附近商店买点菜，很简单的饭，吃的最多的是在一家ALDI店里买的鸡肉，便宜呀，刚开始只YX一个人有工资的时候连豆腐都舍不得买，一块豆腐要五块多，折合成人民币要40多块，比鸡肉都贵，呵呵，不舍得。所以我刚到微软上班那会儿一周要吃好几次炒豆腐，不管贵不贵，买得起了。不过那会儿经常忙起来没时间做饭，就去校园里的麦当劳了事。刚到美国，总喜欢把什么东西的价格都乘以8，什么都觉得好贵呀。现在早已经不干这种事情了，不过回国时，又忍不住把国内的东西价格（特别是车，房子，衣物）除一下，跟这边一比，觉得好贵呀，国内的人应该很有钱，要不然这么贵的东西，咋活？
后来毕业，赶上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经常一起上课的中国同学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三人到微软，三人去湾区，两人去了德州。后来去德州的女生在泡沫破裂后去了纽约投身金融业，估计早已是一小富婆了。